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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拜英烈日:当年我走上战场直面牺牲的理由
发布时间:2019-12-01
 

每个人来到世间,都会留下一些印迹,大多由自己咀嚼回味,但有极小部分,包括小人物的那一丁点,因为放到大社会、大时代中比照、检讨,而化作公共产品。

没有多少人做无厘头的事。当年我走上战场,敢于直面死亡,除了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”,更在于我有牺牲生命的理由。

新一代青年官兵有没有相同或相似的理由,这是一个亟待回答也必须回答的命题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,中国南方边境处在多事之秋。

就在那个时间,我从沂蒙山区的山沟,来到广西大山深处的另一个山沟。并且,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,先后3次走上边境作战轮战的战场。

那时,还没有今天所说的超视距打击,只要进入战地,尚未听到枪炮声,便有一种无形的相互强化而成的紧张气氛漫延开来,瞬间就可将部队远距离拉动过程中,因炮车隆隆和路边群众鼓舞而来的兴奋与豪气一扫而空。

第一次参战,上阵地没几天就沐浴了炮火的洗礼。

“新兵怕炮,老兵怕哨”,蹲在掩蔽部中的我们,随着炮弹的爆炸声,肌肉绷紧,心跳加速。

即便这样,当电话线被炸断,指挥所最高指挥员廖教导员提出:“谁去接上电话线?” 作为炮兵计算兵的我,心跳几乎到了嗓子眼,仍然第一个站出来,揽这项“跨界”任务(时至今日,我一再跨界研究问题,或许与哪次跨界有关)。

主动请战,并不意味着我生性勇敢,不怕死,因为脱口而出的“我去!”虽然坚定,但带着抖音,只是涌动的英雄主义情结,推动去当一回英雄。

前几年,《光明日报》刊登过一篇介绍我的文章——《公方彬,拥有英雄主义情怀的学者》,其中引了写给父母信中的一句话:你儿子活着是英雄,死了也一定是英雄。

这次没当成英雄,但请战瞬间还是体悟了一个道理:再渺小的人,只要你敢于牺牲,灵魂中已经生成伟大。

几次参战,得出一些朴素的感受。“孤胆英雄”不好当。有一次,因通信故障,我独自到山的另一侧下达指令,回程想抄近道,翻山归队。

广西的山地有个特点,山下看山上,只见石头,少见树木草丛,然而,爬到半山腰,发现眼见不为实,人很快没入高过头顶的茂密灌木丛。可闻响动,不知缘由。恰好那几天部队刚刚传达战讯,附近有敌军特工活动,屡屡袭击单独行动人员。不得已原路退回。

什么叫战友间的情感和心理依靠?在那种环境和情况下,感受最真切而又充分。

其实,战地生活,最折磨人的不是敌方炮火,而是广西边境大山里的天气。因为敌军的火力远没有我军来得猛烈。

晚上小雨淋漓,白天太阳暴晒。雾气潮气把被褥打得潮湿不堪,再加上“广西十八怪,三个老鼠一麻袋”,帐篷里脚下头顶乱窜的老鼠,搅得人很难入睡。

战时,军官情况应该好很多,而士兵中没有几人不烂裆烂脚的。那个时候,很多人走路走出了鸭步,很让人难堪。

尚未硬化的土路,雨水中经炮车碾过,遍地泥泞,行走其间,泥水溅起一身,因缺少洗涤用水,结成厚厚的“铠甲”,几近兵马俑,看起来很滑稽。

作为计算兵,自己的战位一般是山顶上的前沿观察所,这就意味着,在观察到敌人动向的同时,接受敌方观察哨的观察。所以,头顶上随时有可能落下炮弹,幸运的是,每每炮弹都从头顶飞过,落到背后的山沟里。即便这样,只要警报响起,还是要钻进狭窄的猫耳洞。

在猫耳洞中最担心的不是敌人的炮弹,而是被活埋。雨后的土洞极易坍塌,战报一再告诫,兄弟部队已经有十几人被埋。

后方补给时断时续,生活用水极其困难,大多时间使用山沟里的积水,水中游动的小红虫让人看了头皮发麻,只能用纱布过滤后,用净水片澄清一下,作为生活用水。饭碗长时间不洗,已经看不出底色。

晚上上哨,眼睛瞪的溜圆,除了警惕敌方特工,还要防备新兵因紧张而来的走火。伤人的事一再发生。

至于过节时思乡念亲,更难排解。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,因边境烽火而来的担忧,更是局外人无法想象。有过战场经历的人,今天读边塞诗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,仍有荡气回肠之感。

1984年,父母接到通知,到部队参加给我记一等功和授予荣誉称号大会,虽然清楚说明,不是牺牲在战场的那种英模表彰会,然而,高度关注边境战事的母亲还是一路流泪,尤其途中有旅客说,立一等功、授荣誉称号,不死也得缺胳膊少腿。我两次荣立一等功,还真没少块皮肉。

庆功大会那天,恰好解放军军乐团在部队慰问演出,报告会现场奏乐,部队领导对我父亲说:“你儿子享受了国家元首的待遇”。

父亲算个“革命派”,第一次走上战场时,他就在信中告诫:“战场上贪生怕死,就不要回来见我。”但真得到了部队,看到极其消瘦的儿子,情绪便无法控制。报告会开了多长时间,他的泪流了多长时间。这背后酸楚与复杂心情,是局外人所无法体察的。

时至今日,再看当年《解放军画报》上我在猫耳洞作业的照片,倾听《十五的月亮》、《望星空》、《血染的风采》、《两地情,母子书》……,仍能激荡心灵。

这就是战争,不管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,都会在灵魂深处留下难以抹去的烙印。

也是这个原因,我通过内参向中央建言:一定要善待参战人员!

战场很危险,条件很艰苦,心情很复杂。只要坚持,就一定会留下难得的人生记忆。到今天,每每与老领导、老战友餐叙,大家都不厌其烦谈论那段往事。

所以说,人生不能过于庸碌平淡,总要丰富进点精神层面的东西。

往事如烟,故事已经化作历史笑谈。

然而,作为理论工作者,我不能不思考,那时的英雄情怀建筑于何种精神支撑。弄清这个问题很重要,因为这关系到新一代官兵靠什么走上战场,并且直面死亡,直扑死亡。

我曾经在《环球时报》发文,《烈士是军人的精神归宿》,但精神归宿进入实践层面,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,有人甚至永远无法跨越。

在沂蒙精神研讨会上,我阐发了自己所以敢于牺牲的主因。

一个是,作为文学青年的我,看多了英雄主义作品,潜移默化中产生了英雄主义情结。另一个是,出生于山东沂蒙老区的我,听英雄故事长大,恰好堂爷爷还是当地的老革命、老英雄。故事听多了,也便产生了英雄崇拜,“上战场就要当英雄”。

有人说,战场上的英雄是一念之差。关键是,这一念之间,为什么是向前进,而不是往后退,是面向敌人倒下,而不是背对敌人死亡?其实就是精神积淀与价值观确立的结果。

总起来讲,这些都是红色基因的范畴。

除此之外,还有其他成因。其一是人生底色。作为沂蒙山区走来的农民子弟,原本就生活在苦难之中,苦惯了也就不觉得苦,甚至食之若饴。

这一点,看一下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所作所为就很清楚。

毛泽东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一文中说:“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,有了棉花,还缺少布。这样冷了,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。好在苦惯了。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。”

抗美援朝时期,九兵团入朝,一个班两三条薄棉被,有的士兵棉裤都没有,几层单衣套在一起,仍然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行军作战,用彭德怀的话说:“朝鲜的艰苦程度超过了井冈山时期”。然而,这支部队却打赢了“改变世界历史”的长津湖之战。

所有这些,除了精神的力量,很重要的是“苦水里泡大”,对艰苦生活有天然的承受力。

此外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处于朦胧中的职业意识。至少在我从军的那个年代,中国尚处在农业经济阶段。农业经济没有分工,因而缺乏职业精神,这也是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差别。

虽然如此,但爱读书的我,仍然形成了较强的职业意识。从当兵哪天起,就认定自己选择的是牺牲的职业,应当接受牺牲,甚至必要情况下敢于扑向死亡。

因为实践中感知了职业意识、职业精神的重要性,才有了自2004年起,我便开始了关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,试图探寻民族、政党和军队的新的精神力量增长点。

尤其是,2006年《解放军报》理论版刊发我的《构建当代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》一文,引起很大反响,结合我向军委上报的研究报告,此建议被采纳。

成果很快进入决策,有其逻辑和必然。既然阶级斗争和制度对抗而来的强大精神力量,随着政治生态变化而弱化,那么,就必须找到替代。

看一下世界各国军队,支撑军人作战的精神,除了意识形态,很重要的是职业精神和宗教信仰。苏联红军衣钵继承者俄军,在苏共离开军队后,迅速恢复宗教信仰,以避免出现精神真空。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“世纪大审判”,对德国国防军和纳粹党卫军的惩处差异很大。对于国防军,着重于其职业,即主动杀人还是服从军令被动杀人,而对党卫军却加重处罚,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,他们主动杀人,并且是杀自己的国民。

上述分析中不难反映,一个人的牺牲精神来自于许多方面,支撑元素越多,牺牲精神越强大,反之亦反。

今天,国际国内政治生态、社会生态、人文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,新的精神支撑在哪里?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。

理论上讲,我军官兵不缺乏战斗精神,因为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。但这更突出或倾向于整个政治集团。对于大多数普通官兵来讲,更多生活于感性世界,而非理性世界。所以,要保证官兵拥有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,必须探求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长点。

就奉献精神来讲,我参战时已经出现了战场与商场的鲜明对比——“山上守卡子,山下数票子”。一名牺牲官兵的抚恤金,不抵一头被撞死的牛的赔偿金,但参战官兵仍然喊出“亏了我一个,幸福十亿人”。

因为,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,已经和正在发生嬗变,但主流社会数十年开展的牺牲奉献教育,还是沉淀下来,化作那一代人的底色。

而今,一个民族在精神和物质严重失衡中,行走了数十年,一种新的人生底色已经形成,这种情况下直接移植上一代人的精神和价值观,至少不会那么有力量。

处在功利社会的当下,我们必须认清问题的实质,有的人或群体,功利收获越多越大,或许人生价值实现越充分,比如当官、经商;而有的人或群体,功利收获越少越小,则更彰显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,比如问道者、思想家。那么,军人尤其战场上的军人该得到什么和得多少?无疑是绕不开的命题。

我们那个时候,走上战场的农村兵居多,因未见过世面,加之“找出路”,而在执行命令过程中很少问“为什么”。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洗礼,在网络微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,他们的执行命令时一定要问为什么。

换句话说,我们那时看到村民被敌军炮弹炸飞,迅速激发出“阶级仇,民族恨”,而今,“命运共同体”的愿景,“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”的价值导向,都凝结为新的人文精神,这时官兵怎样看待战争?对手是谁?为什么以战争对决?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。

我上战场不怕牺牲,也有兄弟姐妹多的原因。自己牺牲了有其他兄妹赡养父母,而这一代官兵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,他们怎么脱离家庭的牵绊?

太多的不同必化作时代命题,亟待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拿出释疑解惑,引领价值取向的重要成果,并且是新政治观下的,调整了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后的研究成果。这其中内含着太多的期待。